张岱年先生在论述中国历史文化的论文中写道：“时至今日，理学的时代久已过去，应该建立中国文化的新统。事实上，中国文化的新统已经在建立之中”。张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的新统指近代中国出现的区别于传统文化的新文化。中国服装的改革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象文学革命那明确响亮口号，但那时期大胆着装者的所作所为，实质上也是服装领域的一次革故鼎新。由此产生中国的新服装和新的服装文化，开启并逐渐形成了中国服装的新统。这里所谓的服装新统是相对于服装传统而言的，是指服装无论从设计、裁剪还是工艺上都区分传统服装、体现出现代生活的服装。 

       中国传统服装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并不奇怪。它是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发展的，中国古代以农为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文化结构是时间的，强调“天地之大，天地之可久也”，因此服装上以宽服大带包裹全身，崇尚自然，追求“无形之形的服装”。而又由于封建礼教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趋于保守，不易接受新鲜事物，隐藏真性，遮掩人体之美。当世界上没有比之更先进、更进步的社会制度时，中国传统服装是优越的。当西方国家步入工业化社会以后，那里的服装就得到了迅速发展。先是巴黎成为欧洲的服装中心，继而诞生第一家高级时装店，而与此同时的中国社会发展缓慢，如同冬眠。 
       鸦片战争之后，一种欧式西装率先进入中国，宽体、宽袖日渐变窄、变短，“大拉翅”头饰去掉了，高高的鞋底不见了。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倡导中山式男装，对中国旧帝制时期的朝服，是一次根本性的服装改革。20世纪初，女性开始进学堂、下工厂，步入社会者日益增多，于是一些有碍于工作和运动的传统长袍大袖被废除了，代之以短袖合体的日常服装。到20世纪中期，在中国大中城市中，服装也实现了有历史意义的转轨与转型，改变了服装业的落后现象。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服装的转轨与转型快速地扩展到全国的大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服装在20世纪发生了全面的、根本的变化，进入服装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然而一提起传统服装，人们便会联想到旗袍的传统要素：立领、盘扣、绣花、织锦缎……这样一成不变、墨守成规的设计作品便成了一件件“古装翻版”和“出土文物”。这样的服装或许作为表演服或者礼服还比较适合，但比较难以让被现代文明、时尚文化所左右的人们所接受。上海APEC会议引发了“唐装”热，流行的“唐装”差不多全是丝绸的、锦缎的，大团花、绦子边等，并没有太多实质的创新。可以说这样的设计并没有从本质上理解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内涵，因而它并没有成为经典而保存下来，它还需要改良，需要吸收新的服装语言，使这种民族服装既具有东方特色，又符合服装的世界流行趋势。绝对不要简单地把老祖宗的东西拿出来开发，说这就是弘扬民族文化，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传统服装和现代生活方式、现代审美情趣等相结合，创造出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民族服装，这样它才可能长久。

 
       因此如何进一步改良传统服装，创造服装新统成为摆在我国服装界、设计界和企业家面前的一个主要课题，更是一道难题。 
      几年前，国际服装大师克里斯汀•迪奥在T型台上掀起“中国风”，引起世界对中式服装的关注。五千多年悠久灿烂的文明和服饰文化，不但让外国人着迷，更使国人意识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民族审美情趣是一个时代文化背景的产物，而每个时代的文化又是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的集中体现。封建时代的经济政治决定了封建时代服装的等级森严的文化特征。随着经济政治发展的多元化、国际交流的频繁化，社会文化轻松化、活泼化，服装也相应的由传统的凝重单一型向现代的轻快多样型转变。生活节奏的加快要求服装式样简单、适合运动、变化频繁等等，而传统服装因其有着不利于人体行动的特点而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生活节奏，必然会被新统服装所取代。 
      服装的美来源于它的整体美，笔者认为服装设计要做到色彩和谐、款式呼应、装饰得体。同时在服装设计中要有国际眼光与民族情愫，要充分发掘利用西式服装的特点，做到既关照到国际新潮，又表现中华民族的自豪。我们需要在现代时装中倾入中华服饰文化元素，尤其是要持续不断地保持并发展服饰中的中华风，穿出中国人的气势来。这，才是衣冠大国的崛起的时刻。